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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的主人因诅咒而死

太平洋荒岛的“有段石锛”、河姆渡人的独木舟、美洲女神与中国文字的纠葛……一连串石破天惊的发现让中华民族的远古海洋之路若隐若现;从热衷航海的秦始皇到七下西洋的明代三宝太监郑和,随着丝绸之路的扩展延伸,中华民族日益强盛,曾经像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大半个世界;而近代的闭关锁国,使海上丝绸之路被掐断,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也悠忽消失……让我们追踪着未解之谜,从遗迹里重寻沉没在海洋中的丝绸之路,以及那曾经辉煌千年的海上历史……

  追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准确起源,其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古老的历史已经变得如同被无数遍海风扫过的海面,平静深奥、了无一物。然而这些石破惊天的发现,却留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重要的线索——

  * 发现之一:太平洋荒岛的“有段石锛”

  19世纪20年代,整个世界的考古和航海界都震惊了——太平洋中的几个荒岛上发现了“有段石锛”!

  用坚韧柔软的藤条将石斧固定在把上,可以挥动自如,极大地提高使用效率。“有段石锛”,在平常人眼中可能是极为普通的石器,但在考古学家的眼中却是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可以说是远古人类的“现代化工具”。

  考古队和探险队纷纷涌向那些人迹罕至的岛屿,以获得新的发现。他们果然不虚此行,在太平洋诸岛范围内,甚至远在新西兰、复活节岛及南美的厄瓜多尔等地也都见到了“有段石锛”的踪影。

  是出自当地还是来自外界?考古学家和航海家苦苦思索大洋彼岸“有段石锛”的神秘来历。

  * 发现之二:中国沿海的“有段石锛”

  1929年,浙江良渚与太平洋岛屿上极为相似的“有段石锛”破土而出。

  接着,广东海丰和香港南丫岛也相继获得类似的发现。

  远隔重洋的两地被相同的发现联系到了一起。许多学者翼此破解“有段石锛”之谜。

  中国的先民早在远古时代就通过随洋漂流,带着具有先进功能的石器到了太平洋诸岛和拉丁美洲西岸?尽管学者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但1947年,一位名叫海尔达尔的挪威科学家还是专门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仿古漂流,用朴素的实践验证着古老的历史。

  “古者观落叶以为舟”、“见窍木浮而知为舟”……水中一片轻盈的落叶、载沉载浮的空心木头,在历史的深处,先民刳木为舟的心智也许正是由此开启。

  * 发现之三:最早的航海人——河姆渡人

  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一缕曙光在钱塘江口的河姆渡闪射:一些专家根据考古发现,河姆渡人至少在距今7000年前的古老年代就开始了漂洋过海的实践,并将石器制作、人工种稻及海洋捕捞等远古文明传播到海外。

  极目沧海,在浩瀚的北太平洋,有两股洋流可以帮助勇敢的先民跨越大洋。

  北太平洋暖流,位置在北纬30°的西风带,向东流动。河姆渡人从钱塘江口附近乘着独木舟或木筏出发,借助北太平洋暖流漂向太平洋的深处,中途经过夏威夷群岛北端,而后直对拉丁美洲墨西哥北部的瓜达卢佩岛附近;北纬3——10°之间的赤道逆流,向东流动至东经180°处与南赤道洋流相遇后一分为二。其中一股向南流动,辗转到达南太平洋,与那里的西风漂流汇合向东达到南美的秘鲁。

  * 发现之四:“殷人东渡”

  相传周武王伐纣灭商,殷商遗民由西向东大逃亡。其中一部分乘船渡海到了朝鲜半岛,在那里定居下来。另一部分继续随着海风和洋流漂移,到达了美洲,并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地定居。

  传说并非无稽之谈,有许多有趣的事实可以印证:

  近现代墨西哥各地陆续发现了与我国商代风格酷似的墓碑、雕塑、石刀、壁画等。尤其是在墨西哥发现的青铜像,蒙古利亚式的眼睛,中国式的辫子和华夏式的帽子,几乎与古代中国人一模一样。如今北太平洋暖流和赤道逆流经过区域的太平洋诸岛上,从当地居民所沿用的语言和保留的一些生活习俗中可以找出与数千年前中国东南沿海民族的不少相似之处。

  法国有位人类学家,曾经拿墨西哥出土的一些器皿同中国商朝时候青铜器皿做比较,发现两者上面刻画的饕餮纹惊人相似,有的几乎一样。

  状如一钩弯月,恰似木帆船的风帆,谁也不会想到墨西哥出土的一个陶制圆筒,刻有20多个与殷商甲骨文完全相同的古“帆”字。

  是殷人在纪念他们得一帆风顺之后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还是偶然的巧合?历史在这里又埋下一个伏笔。

  * 发现之五:美洲女神与中国文字的纠葛

  1886年,又一件称得上石破天惊的奇事发生了。

  秘鲁北部禧玉的一个小山洞里,发现了一尊美洲裸体女神铜像。这尊女神头戴太阳帽,坐在有蛇缠绕的龟背上,双手各提一面铜牌,两面铜牌上都赫然铸着“武当山”三个汉字。

  7000年前的船桨、大洋中的鲸鱼椎骨、散落世界的人工种植的远古稻谷、美洲女神与中国文字的纠葛……一连串石破天惊的发现中中华民族的远古海洋之路若隐若现。飘向波斯海湾的丝绸

 浙江余姚姆渡遗址出土的的距今7000年左右的夹炭黑陶舟。

  来自远东的神秘丝绸纺织品擦亮古罗马人的眼睛,大约是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左右通过帕尔特商人转卖实现的。轻薄的丝绸使罗马人对其出产的国度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神秘感和交往愿望。但狡诈的帕尔特商人使得两个遥远的民族无缘直接见面。

  班超出使西域,副将甘英曾经到达波斯湾岸边,想从那里渡海去罗马。当地的帕尔特人为了阻止中国和罗马建立直接联系,以求长期获得中转之利,故意吓唬这个中国人说,海洋辽阔无边,渡海一次顺风要三个月,逆风需要两年,船上必须带够三年的吃食。就这样还难免思乡成疾,有性命之危。面对苍茫大海,这个中国人退却了,他觉得大海太可怕了,他选择了半途而废,把创造辉煌历史的可能遗弃在波斯湾的海边。

  秦始皇——热衷航海事业的千古一帝

  事实上,秦汉时候我国的航海活动就已经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相传秦始皇称帝后,为寻找生长在海上仙山的长生不老药,派方士徐福率船队多次往返于海上。最后一次,徐福带了3000童男童女到了扶桑。

  有从熊野山脉流淌下来的清澈河流的滋润,和歌山宫町附近的熊野滩水草丰茂,具备安居乐业的条件。据日本有关古籍记载,徐福最后选择的安身之地就在这里。我们无法想象当时数千族民的心态和繁杂的场景,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思考这次大规模航海的目的是否真如传说的那么狭隘和荒谬?

  秦始皇在位12年,有5次出巡,其中4次是巡海。从这些就不难看出,他一定将自己的宏大理想和抱负融入到了海洋之中。他在完成统一大业以后,急于开通海路,与海外诸国进行交往。可以说他是中国热衷航海事业的千古一帝。

  汉——东西文明交流的开始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平定南方沿海闽越最后一股分裂势力的时候,曾派出1000多人乘船探寻日本的航路,这种探寻一直延续到东汉。

  1784年,一颗刻有“汉倭奴国王”五字的金印被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岛的一个农民修水沟时挖出。经鉴定,乃东汉光武帝赐予倭奴国王的金玺。由此可见当时彼此交往的密切。

  东汉时期,一条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出海和另一条从广东经南海到印度、斯里兰卡,最后经波斯湾到达罗马的两条通向欧洲的海上丝绸航线终于铺就,东西文明开始交流。

  大唐——海上丝瓷盛景

  唐代丝绸之路的兴旺是伴随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出现的。

  大食帝国(古阿拉伯帝国)各民族是一个勇于航海和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很早就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里航行自如,与印度及欧洲、非洲一些国家建立了广泛联系。

  唐朝,也正是大食帝国迅速崛起的时候,创造了阿拉伯世界的高度文明,恰与唐朝的繁荣兴旺相对应。东、西两个大国也因此有了发展友好关系和增进商贸往来的迫切要求。从公元651年至798年,大食国派遣到中国的使团达39个之多。

  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刺激了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而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又推动着海上丝路的延伸。

  航海技术最重要的发展,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使用。此外还有实用海图的绘制、对海上季风、潮汐变化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海岸地形和海洋地貌知识的积累等等。在这些方面,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贸易为世界海上航行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水密隔舱的问世和用铁锚取代石碇和木石结构的船碇,使锚泊系统有了划时代的变革,堪称世界造船史上一个突出的创造。

  当时远洋船只的巨大,可从福建泉州出土的古船一睹风采。

  “特别巨大!”一位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描述他所见过的唐船时这样形容。他还着重提到,“唐船由于体积过大,吃水太深,无法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口。”

  海上交往空前繁荣,唐朝时候为了适应广泛的航海贸易,设置了市舶司,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管理。同时还派出非贸易船只,与远近国家进行友好往来。

  宋——海上贸易的全新时期

  最早的“招商引资”应该在宋朝开始。赵匡胤立国以后,十分重视海外贸易。他曾经派出内侍官员携带诏书和金帛,分四路去东南亚各地招引番商来中国做生意,并在几大通商口岸专门设立了驿站,以迎“远人”。

  这时的海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者齐头并进,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大步发展,也促进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据史料记载,宋朝时候的市舶收入曾经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5%——20%,成为支撑宋室江山的重要经济支柱。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宋代瓷器的繁荣,大宗物资的出口由丝绸为主逐渐转化到以瓷器为主,丝绸之路也被人称为丝瓷之路。海上贸易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元——《马可·波罗游记》掀起欧洲航海运动

  忽必烈这位马背上的天之骄子不光是一位横扫亚欧大陆的千古英雄,而且是位胸襟广阔雄视汪洋大海的傲世大帝。他在使航海事业继续保持突飞猛进势头的同时,还注重扩充水军,发展海上防卫力量。他与海外来客马可·波罗的不解之缘,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美谈,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

  公元1271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踏上通往中国的万里征途。在元上都(今内蒙多伦县西),他与忽必烈一见如故,被委任为钦差巡视各地,并带领船队出使东南亚诸国及印度、斯里兰卡。1292年,忽必烈派出船队,让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去波斯汗阿鲁浑完婚,顺道回意大利。一行600人,分乘13艘船从福建泉州出发,趁东北季风扬帆前进,辗转两年多的时间,到达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完成了元世祖委托的重任,马可·波罗取道两河流域、小亚细亚西归。1295年回到意大利,此后他陆续讲述在东方世界的所见所闻,比萨作家鲁斯梯诺将其整理成书,这便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这本书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掀起了到东方寻找神秘国度的热潮,并成为后来欧洲航海运动一个重要动因。

  链接:唐朝-元朝的著名航海人物

  公元742年,两位日本僧人慕名来到中国扬州大明寺拜会鉴真大师,盛情邀请他去日本传扬佛法。最初的四次皆因天灾人祸,无功而果。公元748年6月27日鉴真第五次起航,航行中突然“风急浪峻,水黑如墨”,随风飘荡了14天,结果又漂回到海南岛。接连的打击和辛劳使得66岁高龄的鉴真双目失明。公元753年,在日本遣唐使的恳求下,“盲圣”鉴真带着一群弟子六次东渡,在这年的12月终于到达日本九州南部。公元763年,鉴真在奈良唐招堤寺坐东朝西,面向生养他的祖国而逝。

  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一生中曾两次远航,一次驶向西洋,一次驶向东洋。他的《岛夷志略》,为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见证。

  从泉州出发,进入印度洋,接着横渡阿拉伯海入红海,抵达埃及的库骞、入波斯湾抵伊拉克,最终南下至东非的肯尼亚。其目所及,皆书以记之。《岛夷志略》,采录了所到之处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以及贸易往来之习俗和相互交换的主要物产。而且坚持“非其亲见不书”,既详实又可靠。是研究中国元代远洋航海活动的珍贵史料。

  元代另一位著名航海家周达观。公元1295年到真腊(今柬埔寨),回国后写成了《真腊风土记》。周达观仔细观察了吴哥窟恢宏而又精致的独特建筑群体,体会了包藏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仅隔百余年,真腊与暹罗(今泰国)发生战争,吴哥文化随即被湮没。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关于吴哥文化的直观纪录。公元19世纪法国人占领柬埔寨时期,博物学家孰亨利·莫霍就是凭借《真腊风土记》的法文译本寻访到了已经湮没了的吴哥窟,使沉睡多年的吴哥古迹,得以重现人间。

  明——空前绝后的大明船队与郑和下西洋的后世之争

  公元1371年,在云南昆阳(今昆明晋宁)一个回民家庭里后来名垂千秋的郑和出生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历尽艰险不远万里去天方朝觐,这些从小就在郑和的心中种下了飘洋过海的梦想。

  1381年,在朱元璋平定云南蒙元残部的战争中,郑和被掳并惨遭阉割。少年时期蒙受的这一人生大不幸,磨练了他此后坚忍不拔的毅力。

  长达三年的靖难之役,郑和以勇敢、机智赢得朱棣的青睐。当这位雄图大略的永乐皇帝登基以后,决心“超三代而轶汉唐”,凭借明初国力强盛,科技发达,最大限度发展与海外诸国的交往。郑和肩负起了下西洋的重大使命。

  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大明船队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七次往返西洋,从北太平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直抵非洲东岸,遍访沿途各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航海运动的先驱和世界公认的伟大航海家。

  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是1405年至1407年。整个船队拥有28000人,200多艘包括宝船、坐船、战船、马船、水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明史》记载,其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巨无与敌。这支船队从江苏太仓的浏河港起锚,在福建长乐开洋,首先到达越南南部,接着到马六甲,最远到达印度卡利卡特。

  郑和船队渐行渐远,第五次终于到达非洲东岸的索马里和坦桑尼亚等地。

  距朱棣去世10年以后的1431年,明宣宗朱瞻基再次发起七下西洋。

  这时的郑和已经年逾六旬,他带病坚持航行到东非的坦桑尼亚蒙巴萨等地,最后病逝于印度附近的大海中。随着郑和的去世,大明船队也烟消云散,帝国的远洋航行嘎然而止,国人引为自豪的宝船一任腐朽。

  对海上探寻一直纷争不休——有人攻击郑和远洋航行违反禁海祖制,是不惜耗费巨资换取无益之奢侈品的“弊政”。郑和死后,这类攻击更是甚嚣尘上。七下西洋辛勤积累的航海资料也被付之一炬。郑和当年建立的马六甲海峡货栈也被葡萄牙人强行占领。中国的商船再到那里,不但要被课以重税,还经常遭到野蛮抢劫。从此,中国的商船再也无法进入印度洋,只得一步步后退,最后蜷缩到长城脚下。

  大明船队,空前绝后。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洋一位东非人说:大明船队像一片云一样飘过来,又像一片云一样消失了。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开放则兴盛,封闭则衰落。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千年丝绸之路,实际是一部中华民族探索世界的史书。

  丝绸之路如同一条大动脉,曾经为我们民族输送着丰富的营养,激活着整个国家肌体。随着丝绸之路的扩展延伸,民族日益强盛,曾经像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大半个世界。当丝绸之路被掐断,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也悠忽消失。

  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5世纪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机,也是整个世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分水岭。当时的中国只要沿着郑和的道路稍稍前行,就有极大可能取得继续引领世界的先机。但是,我们的国家把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拱手让给了后来居上的欧美国家。

  郑和之后,“片板不许入海”。从“禁滨海人民私通海外诸国”到“禁民入海捕鱼”。明、清两代的海禁绵延了400年之久。从禁止出海活动到禁止在海边居住,清朝统治者还变本加厉,曾经将禁海令由局部向全国推行,并发布“迁海令”,强迫沿海居民搬出靠海50里以内的地方。直至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历史走向自此扭曲。没落的东方帝国在封闭保守的封建驿道上徘徊了数百年,以致积贫积弱,远远落在世界的后面。偌大一个东方古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一个机遇的丧失,延误的是数百年的发展。可以说我们这个满目创痍的国家还远没有从在鸦片战争带来屈辱和黑暗中挣扎出来。

  今天,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遇再此出现,实现东方大国的和平崛起是我们惟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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